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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中国地方主义诗群大展:诗歌运动踏上新旅程

作者:苏小糖    栏目:演艺    来源:胶东文化    发布时间:2019-01-08 15:42

内容摘要:“搜狐文化”“凤凰读书”携手《明天》《诗歌月刊》,联合举办2015中国地方主义诗群大展。2014年4月,《明天》诗刊、《诗歌月刊》同时出刊,推出“中国地方主义诗群大展专号&rdqu...

“搜狐文化”“凤凰读书”携手《明天》《诗歌月刊》,联合举办2015中国地方主义诗群大展。

2014年4月,《明天》诗刊、《诗歌月刊》同时出刊,推出“中国地方主义诗群大展专号”。由两家刊物联袂推出的另一次诗群大展要追溯到1986年《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现代主义诗群大展”。那次大展成了“第三代诗人”的集体出场方式,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说,也部分导致“第三代诗人”后的诗人群体,产生了命名焦虑:有用“新世代”“第四代”“中间代”等代际命名,也有用“60后”“70后”“80后”……等,基本是按诗人出生年份来统称的命名。在诗评家程一身看来,“这种整体划一的十年分代式命名已经遭到另一种现实的暗中否定和强烈质疑:对中国人——当然也包括中国诗人——来说,1976比1970更具有分界线的意义。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是76后,而是70后?何况70后诗人指的是出生时间,而不是写作时间,也就是说,尽管他们有些相似的时代记忆,但是记忆毕竟不是写作。用出生时间的接近来规划’或整合他们的写作共性,也未免太逻辑了。究其实质,70后诗人之类的命名过于单薄简化,它蕴涵的诗学元素太少。”因此,对于这些命名,由于缺乏诗学元素的支撑,即便在诗坛内部也缺乏说服力,难以引起共识,也被认为是展示某一年龄层次诗歌作品的权宜命名。《明天》《诗歌月刊》联合推出“地方主义诗群大展”专号后,在诗坛内部产生了巨大反响。全国各地一些优秀诗人,纷纷表示,期望“地方主义诗群大展”运动得以持续,希望加入到地方主义诗歌运动中来。也引起了主流网络阅读平台“搜狐文化”“凤凰读书”的关注,决定携手《明天》《诗歌月刊》,开辟专栏陆续推出“中国地方主义诗群大展”,让“地方主义诗歌运动”踏上新的旅程。

“中国地方主义诗群大展”,囊括了“第三代诗人”之后的众多重要代表性诗人,如安徽桐城的陈先发和马鞍山的杨健,武汉的张执浩、小引,昆明的雷平阳、李森,北京的沈浩波、臧棣,河南周口的谷禾,海口的李少君,杭州的潘维,哈尔滨的桑克,乌鲁木齐的沈苇,江苏的胡弦,济南的宇向,成都的哑石、弥赛亚,长沙的路云……再加上“地方主义”诗歌运动发起者谭克修本人。他们多数是“第三代诗人”后名满天下的诗人,可说是六、七十年代出生诗人里的佼佼者。这些汉语诗歌创作的中坚力量,也是头一次次聚结在同一面旗帜“地方主义”之下。参展的19位诗人,诗学主张差异很大,但在地方主义诗歌运动发起者谭克修眼里,他们操着不同语言,都在关怀着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文化,殊途同归。谭克修认为,在“变”已经成为外部世界唯一而共同特质的时代,地方主义诗人在写作中建立了精确的坐标系,他像一块冥顽不化的石头,深陷于具体的时空坐标里,只为周边环境中的事物所感动,而对远方的潮流变化视而不见。这个坐标,让他具有打通各种主观经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联系这任督二脉的能力,帮助他体验到共时性事件带来深刻的和谐力量,能感受到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活动之间、无形与有形之间、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的联系。让他与这个信息爆炸时代保持着一定距离,便于沉下心来,用内在的磅礴功力重新缝合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这个坐标,昭示了地方性诗学的第一个维度:从“这里”出发。诗人没有什么特殊武器用来对抗这个时代兴奋的高铁和媒介带来的时空分裂,或只能向乌龟学习,背着自己的壳,向下又向内,在自己脚下的土地上慢慢爬行,看着并陪伴着脚下的虫蚁。地方性的一个重要内涵是写作视角的转换:从他视式散点式转为我视式内向式。像乌龟一样,老老实实从“这里”出发,就在“这里”建立起写作的时空坐标系,抵达某种“地人合一”境界。谭克修提出的“地人合一”,是一种在地方性的理论话语中,重建诗人与土地的语法关系的努力:将“诗人”(主语)+“土地”(宾语)变为“土地”(主语)+“诗人”(宾语)。地方主义诗人只能从“这里”出发,哪怕有限的想象也要从“这里”出发。谭克修把青海诗人昌耀视为“地人合一”的代表诗人,“地方主义”的先行者。现在,这些后来者,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地方主义诗人的写作,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地方文化,在被文化殖民主义强行消灭之前,已经具有延续地方文化生命的某种使命意义。他们坚持从“这里”出发,坚持诗歌语言的地方性回归即对“个我方言”的强调,对当代汉语诗歌写作中的某些流行病症,不失为一剂散发着浓郁中草药香的治病良方。

正如“地方主义”运动发起者谭克修在其纲领性文章《地方主义诗群的崛起: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中所说,与“今天派”诗人和“第三代诗人”以集体暴动登场方式不同的是,稍后的“地方主义”诗人,却是以静悄悄的方式出场的。他们的表现,一如他们的写作那样,表现出了冷静、理性、开阔、个性鲜活的成熟汉语诗歌特质。他们安静地散落在全国各地,没有相互串联着赶赴一场轰轰烈烈的出场仪式,而是由内心出发,守住脚下的土地和内心的孤独,通过写作自身完成一场来自诗歌内部的革命,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但仍可说是一场集体的革命。地方主义诗歌是沉潜者的诗歌,是深思熟虑者的诗歌。既反抗生硬的现代派标签,也反抗哗众取宠的后现代标签。诗人们脚踩着“这里”的一切前行,不至于迷失在普遍性的荒野当中。诗人与诗人之间以一种孤独的独特存在构成一种回响的丛林,在这个丛林中万鸟齐鸣、万卉齐发。一个地方性的诗人注定是“孤独”的。这里的“孤独”不是一个心理学概念,而是一个场域概念。诗歌场域的存在,是以诗人“孤独”为前提的。在觅得这种“孤独”性后,诗人们之间必定建立一种新的丛林间性关系。这种新的间性关系,表现为诗歌写作的一种特殊的共时性特征。诗人与诗人之间的特殊联系是这种共时性关系一个特殊面相。艾略特认为诗人的意义只能在一种关系中才能评价,但并没有明确其中存在的“竞争性改写”关系,虽然隐约触摸到:历史性作品之间存在观念性的秩序。这种秩序是完整的、暂时平衡的。任何一件新艺术作品的产生都会打破这种平衡。诗歌作品在参加竞争性改写关系时,都是以若干个“这里”为内核的地方性来改写历史时空关系的。无数充满“个我方言”的地方性诗歌作品都是整个诗坛的节点性存在,这些节点间的相互网线联系,共同构成血液相通的诗歌生命体系。没有众多“孤独”的地方主义诗人的支撑,缺了组成当代诗歌大厦的关键性构件,这个大厦将很难再称之为大厦,而是一堆钢筋混凝土废墟。正是各地“孤独”的地方主义诗人,在世纪之交静悄悄地、又革命般地集体崛起,才共同形成了当代汉语诗歌蔚为壮观的繁茂丛林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