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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哉:曾业英先生还不认错?击椎生还是唐璆?一

作者:竹隐    栏目:历史    来源:营口热线    发布时间:2018-09-13 10:36

内容摘要:核心提示: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于《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认为,击椎生绝非蔡锷,而是筹滇协会的倡议人唐璆。对此,湖湘近代人物研究专家邓江祁教授于去年八九月间在本刊发表系列论文《击...

核心提示: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于《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认为,击椎生绝非蔡锷,而是筹滇协会的倡议人唐璆。对此,湖湘近代人物研究专家邓江祁教授于去年八九月间在本刊发表系列论文《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共20期,指出曾业英先生重大失误20余处,并认为其结论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击椎生应是蔡锷。今年7月,曾业英先生又在《河北学刊》第4期上发表《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 而是唐璆》一文进行了反驳。为此,邓江祁教授又撰系列论文《异哉:曾业英先生还不认错?击椎生还是唐璆?》一文,通过认真查考和论证后认为,曾业英先生的“马后炮”全部不响。本刊自即日起连载邓江祁教授《异哉:曾业英先生还不认错?击椎生还是唐璆》一文,敬请广大读者关注。

异哉:曾业英先生还不认错?击椎生还是唐璆?一

蔡锷,字松坡,别号击椎生

2016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在《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上发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以下简称“曾文”)一文,否定了笔者在《蔡锷的击椎生笔名考论》(以下简称“邓文”)一文提出的击椎生是蔡锷的笔名的观点,并通过一系列“论证”,认为1907—1908 年在《云南》杂志发表诗文的击椎生,当时并不在国内而在日本东京,因此不能认为他就是当时远在国内广西的蔡锷,而“八九不离十”是当时也在日本的唐璆。为此,笔者在搜狐公众号“老邓说史”上刊发《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蔡锷》(以下简称“邓又文”)一文,分20期进行了连载,找出了“曾文”中的20余处严重失误,并进而指出:曾先生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中,关于击椎生不是蔡锷,“八九不离十”就是唐璆的各种理由,完全是曾先生的指鹿为马,一厢情愿,没有一条是能够成立的;其有关“论证”也都是失败的,没有一条是可以站得住脚的。……在《云南》和《南针》等报刊上发表诗文的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杰出的民族民主革命家,护国元勋蔡锷将军。

今年7月,曾业英先生又在2018年第4期的《河北学刊》上发表《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以下简称“曾又文”)一文,对于笔者《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蔡锷》一文进行反驳,并表示“欢迎邓江祁继续就本文所涉问题进行‘商榷’甚至批评”。有道是,“来而不往非礼也”,更何况曾先生还在以“欢迎”而期待,因此尽管本人目前手头上有《蔡锷全集》等四部辛亥革命人物的全集正在重新编纂、校订,同时还有这四人的年谱长编也正在同步撰拟,更有今年才接手、明年要交稿的《革命诗魂宁调元传》又在紧张的赶写之中,实在是事情太多,但对于曾先生的“欢迎”当然也不敢不“恭敬不如从命”了。

首先要说的是,对曾先生对于长达20期的拙作的关注和及时回应表示感谢,同时对其文中“坦率地说,就邓江祁‘商榷’文章中提出的所谓‘事实’证据,要我放弃以上原有看法,而接受其‘不可推翻’的最终结论,对不起,那是不可能的”一语中所表现出来的不服输、不认错的态度表示尊敬。

当然,希望一个回合就要对方彻底缴械投降往往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对于像曾先生这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所以要丢掉幻想,立足于打持久战、打硬战。但是嘴硬终究敌不过史料硬,最终取得胜利的必然是掌握扎实史料者。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今天还是先从蔡锷的别号(自号)谈起。笔者在“邓又文”中指出,云南《义声报》记者南舟在1916 年8 月11 日“时评”《蔡总司令功成不居》一文中明明白白地说“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知公之青年即自号击椎生”(详见史料之一,附后)。无独有偶,时隔3个多月之后,惠我春、郭燮熙在挽蔡锷联中写道:“少年别号击椎生”(详见史料之二,附后)。这些无疑是蔡锷的别号(自号)击椎生的铁证。但曾先生在“曾文”中经过一番“论证”后却说:“所谓蔡锷‘青年即自号击椎生’不过是‘崇拜英雄’的记者南舟看到蔡锷的讨袁壮举和功成不居的‘风概’恰似张良后的一种推测,并不能证明‘击椎生’是蔡锷自取的‘号’。”对于惠我春和郭燮熙共同为蔡锷题写挽联中的蔡锷“击椎生”“别号”,曾先生则又断言:“在一定程度上,惠、郭挽蔡锷上联(击椎生)也仅仅是他们为满足与确有蔡锷自证依据的下联(吞炭者)的对仗需要,附会张良的故事,代蔡锷所起的‘别号’”。请教曾先生,你一会儿说记者南舟所谓“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之语是其“看到蔡锷的讨袁壮举和功成不居的‘风概’恰似张良后的一种推测”,一会儿又断定惠我春和郭燮熙所写“少年别号击椎生”是他们“代蔡锷所起的‘别号’”,你的证据何在?请你拿出他们的“推测”和“代起”的证据来说话。否则,我只能说你是以主观代替客观,纯粹是在妄断。

这一回,曾先生黔驴技穷,在“曾又文”中竟以李文汉《蔡公松坡年谱》中“没有蔡锷有‘击椎生’这个别号或自号的记载,仅仅记其‘讳锷,原名艮寅,字松坡’”等理由来否定蔡锷有‘击椎生’这个别号或自号的史实,岂不怪哉!

在笔者看来,曾先生上述的“理由”,有“三错”:

第一,方向搞错了。击椎生是蔡锷的别号(自号),有史料为证,本身就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并不以某些人的意志转移而转移,也不会以某些人的感知或承认与否而存在或消失。曾先生要证明南舟所说“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是错误的,惠我春、郭燮熙挽联所写“少年别号击椎生”也是错误的,靠主观臆测显然有违历史研究的科学精神,即便你找出李文汉《蔡公松坡年谱》中“没有蔡锷有‘击椎生’这个别号或自号的记载”的理由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为李文汉《蔡公松坡年谱》中的错误多着呢!遗漏多着呢!更何况与李文汉《蔡公松坡年谱》同年在湖南邵阳问世的刘达武等人所编的《蔡松坡先生年谱》中就有击椎生是蔡锷的别号(自号)的记载。所以,曾先生要证明击椎生不是蔡锷的别号(自号),你得拿出最直接的、最有说服力的史料来证明,要么找出南舟、惠我春、郭燮熙关于击椎生不是蔡锷别号的直接证据,要么找出与蔡锷和唐璆同时代人当时曾以事实证明击椎生不是蔡锷的别名而是唐璆的自号的直接证据。否则,你曾先生就是把死人说活了,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历史是重证据的,而你想的、找的所谓“证据”根本就不靠谱,充其量是你的自以为是,毫无说服力,也丝毫证明不了任何问题。

说到这里,不好意思,在曾先生面前“显摆”一下,以为曾先生示范。前不久,笔者在研究宁调元的过程中碰到一个难题,就是其好友姚宏业的投江日究竟在哪一天。结果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史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竟有5种不同的观点,长期以来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后来笔者通过史料排除了其中的3种,最后在以郭世佑、刘泱泱为代表的3月27日说和以杨天石、曾景忠为代表的4月6日说之间难以取舍,因为双方所持史料都不像曾先生所谓的史料那样不靠谱。其前者有姚宏业的族谱记载和姚宏业的遗书为证,其后者有宁调元的《清明日忆亡友姚竞生》诗及序为盾,件件都不是吃素的。而且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都是中国史学界的前辈,如果像曾先生那样“推测”加“肯定”,毫无证据地乱说一通,也对人不住。但笔者最后终于找到了当时一些过硬的史料,无可辩驳地证明其中一方所征引的史料本身存在严重错误,从而为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两个重大问题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相信届时被否定的一方在大量过硬的史料面前会对我给予理解和支持的(拙作《姚宏业投江自戕究竟是在哪一天?——兼考公葬陈天华、姚宏业日期》即将面世,敬请期待)。

所以,曾先生要证明击椎生不是蔡锷别号而以李文汉《蔡公松坡年谱》“没有蔡锷有‘击椎生’这个别号或自号的记载”来说事,不仅弄错了方向,而且毫无说服力,用我们乡里的俗话来说,就是“打屁不沾席”(话糙理不糙)。

第二,对象找错了。笔者曾在“邓又文”中给曾先生指出过:“当年在日本与唐璆共同发起筹滇协会的爱国志士有40多人,云南有孙志曾、孙光庭、吴琨、顾视高、华封祝、何国钧、姜梅龄等20人,四川有蒲殿俊、邓榕等人,贵州有刘显治、陈廷策等人,湖南有晏才杰、萧堃等人。这些人既非常了解唐璆又非常熟悉蔡锷,而且蔡锷逝世时,大都还健在。”曾先生要考查击椎生究竟是蔡锷还是唐璆的笔名,就应该到这些人遗著或资料中去找,因为他们当时与唐璆都在日本,在日本出版的《云南》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击椎生究竟是谁的笔名,他们才最有发言权。可惜曾先生牵着黄牛当马骑,竟去找当时并不在日本、对此事不可能知情的李文汉,对象无疑是找错了。而且曾先生还拿本身就是八字没一撇的《蔡邵阳全集》来说事,这就更加证明曾先生此举根本就不“靠谱”。

第三,思维用错了。如前所述,曾先生以李文汉《蔡公松坡年谱》划线,《蔡公松坡年谱》中有的就是对的,就是存在的;没有的就是错的,就是不存在的。他还进一步断言:“李文汉何以不在蔡锷年谱中记载他有“击椎生”这么个别号或自号? 是他孤陋寡闻,未下功夫搜集史料,或没有看到史料中有惠我春、郭燮熙这幅挽蔡锷联?我敢说,肯定不是。”曾先生这个“肯定不是”底气从何而来?有何史料为证?是李文汉亲口对你说的吗?若是,请拿出这段录音来听听!若不是,请不要妄言!笔者曾在《曾业英先生又说错了——评《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一文中曾批评过曾先生在历史研究中常常情况不明胆子大,一些事情还没有弄清楚就常常草率下结论的毛病。例如,他在《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一文中就断定:“蔡锷1916年11月8日逝世后,国内众多报刊为纪念这位反袁称帝的护国英雄,虽然发表了各地一大批悼念文电、纪念会演说词以及介绍他的光辉业迹的生平略史,但却没有一人以任何形式言及他当年回国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迄今所见梁启超这篇(1926年11月4日在北京清华学校)纪念蔡锷逝世周年的演说词,可以说是首开了这一说法的记录。”(详见史料之三,附后)其实,大量的史料无可辩驳地证明,曾先生连研究蔡锷的入门级史料,如庾恩旸的《护国军神蔡公传略》、梁启超的《护国之役回顾谈》等等,都没读过,其上述结论无疑又是一堆妄言,自己打自己嘴巴。所以,曾先生以李文汉《蔡公松坡年谱》划线这种思维本身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本身就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因为《蔡公松坡年谱》本身不仅存在许多错误,而且还有许多遗漏,如果简单地以《蔡公松坡年谱》为根据来断定是非,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上是极为错误的。而且这种错误的思维还导致曾先生自相矛盾,难圆自说。例如,曾先生在“曾又文”中说:“《蔡邵阳全集》第四卷的目录中列出的蔡锷‘诗’也只有‘二首’,而无以击椎生为名发表在《云南》杂志上的那20 首诗作。”请教曾先生,既然你以李文汉《蔡公松坡年谱》及其《蔡邵阳全集》划线,那么,如你所说“《蔡邵阳全集》第四卷的目录中列出的蔡锷‘诗’也只有‘二首’”,何以你曾先生所编《蔡锷集》中所收的蔡诗多于“二首”?这当中多出来的是不是蔡锷的诗?再请教曾先生,《蔡邵阳全集》的诗文杂著第四卷的细目中有《军国民篇》吗?有《军事计画》吗?有《五省军事联合计划草案》吗?不可辩驳的事实是都没有!(详见史料之四,附后)既然都没有,按照曾先生的上述逻辑,这些李文汉没有记载的东西就都不能算是蔡锷的遗著,都不能将其列入蔡锷文集。这样一来,曾先生以前所编的《蔡锷集》岂不要把这些文章统统删除?!所以,如果编纂《蔡锷传》《蔡锷集》真的要像曾先生那样以李文汉《蔡公松坡年谱》及其《蔡邵阳全集》划线,第一个跳出来骂娘的,肯定就是曾业英先生本人!我在“邓又文”中曾说,曾先生应该打自己的嘴巴,如此看来,这一回可就不那么简单了,打屁股恐怕还不止啰!

由上可证,曾先生在证明南舟、惠我春、郭燮熙所说(写)击椎生不是蔡锷别(自)号这个问题上,前一回犯的是主观主义的错误,这一回犯的是教条主义的错误,两次都犯了历史研究的大忌,因此都没有、也无法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等于又说了一大堆废话,又制造了一大堆历史垃圾。

曾先生啊,真是呀呀呜(借用宁调元“我之言”中语)。(未完待续)

异哉:曾业英先生还不认错?击椎生还是唐璆?一

史料之一

异哉:曾业英先生还不认错?击椎生还是唐璆?一

史料之二

异哉:曾业英先生还不认错?击椎生还是唐璆?一

史料之三

异哉:曾业英先生还不认错?击椎生还是唐璆?一

史料之四

异哉:曾业英先生还不认错?击椎生还是唐璆?一

蔡锷,字松坡,别号击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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